我是在一个下雨天“空降”到浙江台州的。

　　我要找一对老夫妇。丈夫戴汉顺两年前在山下骑电动三轮车撞了人，清贫的夫妻俩靠卖粽叶坚持偿还4万元赔偿款。

　　戴汉顺的妻子朱冬娟每攒够一笔钱就下山一次，送到浙江台州黄岩区人民法院宁溪法庭。每张纸币都被压得平整。听说去之前，她会数很多遍，那些5元、10元、20元的零钱每加到100元，朱冬娟便横折着一张钞票裹一下。

　　在他们偿还1.4万元后，对方主动免除了他们剩余的债务。

　　去之前，我联系黄岩区人民法院的同志，询问采访对象地址。得知那里不通公交车，便打算自己租辆车，按导航开上山。

　　“你找不到的！”法院同志非常肯定地说，他们坚持带我过去。

　　老两口家在黄岩区屿头乡白石村下辖的自然村。村里“空了”，只有11位留守老人。当地人讲，“村里的狗比人多”。

　　这是一个卫星地图没有定位的地方。天下着雨，山里的雾越来越重，能见度不足5米。越野车在竹林和悬崖间的盘山路上，小心地爬着。

　　山里的人进出一趟不容易。我想象着，每次去镇上法庭还债的朱冬娟，掖着攒了许久的钱，沿着这条山路走下去。运气好的话，能在路边挥手搭上车。否则，她要走3个多小时山路。

　　我们在屿头乡接上负责这个案子的法官付伟军。他去过老戴家几次，却仍会在大雾里迷失方向。“上来一次不代表能上来第二次，昨天我们就迷路了！”坐在副驾驶位，付伟军反复强调着，“他们家特别穷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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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有多穷？”我在脑子里画了个问号。

　　车在路的尽头停下来，我们撑着伞，在泥路上步行了10分钟。

　　66岁的朱冬娟短发、中等身材，穿着粗布蓝大褂，在家门口迎接我们。这件在家干活的“工装”，腋下裂开了寸许长的口子，里面枣红底的花袄露出来，是我之前在新闻里看到的那件。

　　我站到朱冬娟面前的时候，她已经不再欠谁钱。

　　她在家门口将4把椅子摆成半圆，中间放着山里家家都有的简易取暖器——一个铁盆，里面烧着炭火。伴着渐升的温度，烟熏火燎的味道粘到周围人的发肤和衣裳上。

　　山上清冷，站几分钟便能冻透。屋外比屋里更暖和。

戴家的楼梯

　　朱冬娟带我参观她的家。石头砌墙，木板搭顶。支撑房子的木头柱子发霉了，朱冬娟挥着镰刀剜下去，里面已经腐掉，像黄色的海绵。

　　踩着没有扶手的木台阶上楼，屋顶上的缝隙成了进光又漏雨的地方。楼上的一扇窗没有玻璃，窗外树枝蔓进来，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里唯一的亮色。

　　3盏6瓦的灯泡，一台旧冰箱，是全部“家用电器”。灯打开不一会儿朱冬娟会随手关上，只剩下我们手机打出来的光束。

　　朱冬娟走路很慢。左脚因为痛风有点跛，山上湿冷的环境让她在阴天时关节疼。12年前，她患上了心脏病，现在每天吃六七种药，劳累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，胸闷头晕。她捂住胸口，缓缓坐下来，吃片药“顶一下”。

　　68岁的丈夫戴汉顺一年都在外打零工，什么时候干活、什么时候回家，都要“看天，看运气”。下雨的时候，回村的路不好走，他就在山下住；运气不好时，找不到工可以打，就回家来了。

　　“挣的钱都买药了，一年剩不下钱。”朱冬娟说。夫妻俩都是一身病，即便有农村医保报销，自己每年花在吃药上的钱也要1万多元，丈夫的高血压和痛风也要吃药。

　　他们抠缩地过着自己的日子。笋是山上挖的，菜是自家地里种的，番薯一蒸一大锅。农历二五八日是乡里的集市，偶尔下山，去采购些米醋油盐。朱冬娟精打细算到每碗米，如果两个人都在家吃饭，50斤的大米可以吃23天。

　　屋里的每一寸空间似乎都能放东西。墙上挂着篮子、蒸屉，梁上挂着筐，桌面上放着锅碗瓢盆和长了毛的芋头、一笸箩小手指般大的胡萝卜头，空了的油桶、酒瓶整齐地立在墙角边。

　　陪她在家的是两条土黄狗和十几只鸡。房子外面的平地上堆着一小摊萝卜，那是两条狗的“狗粮”。朱冬娟把鸡散到山间地头，随它们去觅食。然后煮些萝卜，撒把盐巴，喂狗。

　　2017年3月，戴汉顺在山下骑电动三轮车撞了人。经法院判决，要赔偿对方近4万元。这个家里从来没有过存款。诉讼进入执行阶段，法院对戴汉顺家进行网上财产查控，一无所获。

　　女儿嫁进了更穷的一个村子，紧巴巴地过着自己的日子。儿子在山下盖了房，靠跑出租车偿还落下的饥荒，养活4口人。

　　这家太穷了。付伟军觉得为难，他作过最坏的打算，这笔赔偿款可能要“烂”下了。

　　在这黢黑露着风的屋子前，朱冬娟向法官讲着山里的土话，家里是穷，但是不会赖账。欠人家的钱会分期还给人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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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来的人问她，“怎么看待诚信”。她听不懂问题。一旁的人把问题掰开了、讲得更通俗，她答道：“不能不还啊，人家是要在背后说我们的。欠钱可以，但一定要还。”

　　年近七旬的夫妻俩开始了还债之路，戴汉顺跟着村里的人出去打工。

　　“最近应该在工地上背石头，有活干的时候一天能挣六七十块钱。”朱冬娟不知道他哪天回来。夫妻俩有功能最简单的老年手机，但“没事儿也不联系”，因为“打电话花钱”。

　　戴汉顺话很少。除了“嗯”“好”，几乎没说过什么话。在付伟军印象里，老汉“闷头出去打工，能扛很多东西”。他上次见戴汉顺还是去年夏天，赶上老汉在家，头戴着草帽，的确良半袖衬衫敞开着，裤子的膝盖处已经破了洞。看着付伟军手机摄像头时，表情严肃。

　　朱冬娟在家不停歇地做着活。她穿梭在山上成片的竹林里，挥着镰刀收割箬竹竿和箬叶。那是山上随处可见的植物，茂盛地长着，也是家里重要的经济来源。

朱冬娟还没处理的成捆箬竹竿

　　“咯噔、咯噔”，箬竹的竿一段一段地从小铡刀口出来，成为手工艺品的原料。一斤有四五百段，可以卖1.3元钱。

　　身体好时，朱冬娟干活利落，拿着镰刀上山，“刷刷”砍七八十斤箬竹竿，捆到一起，一口气扛下山。然后坐在家门口，一天能铡二三十斤。自从患上心脏病后，右手的两根手指经常不听使唤，痛风也加剧了，能做的活比不上之前的一半。

　　这场诉讼判定的赔偿款让朱冬娟“心里很急”。“哪怕脚再痛，每天也要出去找活挣钱。”别人去山里砍更粗壮的竹子，她就在家里附近找。

　　后来，她又买了十几只鸡，把产下来的土鸡蛋卖到城里。

　　到了5月，满山的箬竹叶吸饱了水，枝叶宽厚舒展。她的第二套营生又开始了。拿着镰刀，冲竹子用力杵几下，惊走可能趴在上面的野蛇“竹叶青”，然后挥着镰刀收割竹叶。村里人习惯将这些叶子称为“野粽叶”，成捆地背下山后，洗净晒干，有隔壁县的人上来收购，用于包粽子，一斤能卖十几元。

　　竹叶在屋外的平地上晒着，她忙着弄绿豆面。过一阵子托人带下山，卖了换钱。

　　“前9000元分了3次还。最后一次还了5000元，里面有跟亲戚借的一些。”朱冬娟反复向来往的人说着，对方人很好，看她家困难，最后只要他们赔偿1.4万元医药费，其他营养费、误工费等都不要了。

　　“我和她(朱冬娟)联系了很多次。”债权人徐桂花说，“她家里也这么困难，钞票要少一点，我自己也是苦出身。”

　　有人听了戴家的故事来登门拜访，还有人想捐点钱给他们。

　　一辈子没怎么和外人打过交道的朱冬娟有点害怕。她向之前办案的法官求助，如果有人要来，拜托法官一定要在场。

　　老两口和儿子都拒绝了以个人名义的捐助。“人家的钱不能收，都是他们辛苦钱，不能拿，辛苦钱不能拿，比我穷的还有。”朱冬娟语速极快，摆摆手，“辛苦钱，不能拿”。

　　和朱家并排的两户邻居是戴汉顺的堂兄弟。三家40年前一块儿起了房子，一起生活至今。三户人家的房子没有完全隔断，站在这家堂屋里斜着向上看，能望到隔壁家的屋顶。另一家电视里“咿咿呀呀”的戏文几乎没遇到什么障碍物，就飘进了这家，响了一下午。

戴家门前

　　看着堂哥家最近总有城里人来，他们没弄明白原因。他们偶尔互相借钱应急用，一两百、三四百都有过，从不打欠条，也从不会忘了还。“都是辛苦钱，不能不还啊。”堂弟媳说。

　　有摄像机对着朱冬娟，让她“还原一下怎么铡箬竹竿”。她戴上手套，坐在那，一段段铡起来，没什么表情，还没有围观的邻居兴奋和健谈。

　　朱冬娟不觉得日子苦，也没觉得自己可怜。这不过是一辈辈人都一样的、扎扎实实的日子。

　　3

　　朱冬娟唯一主动和我搭话的时候，是让旁边的法官帮忙翻译：“要不要给你煮碗绿豆面吃？你们那边没有。”我婉谢，她又热情地说了好几遍，坚持要用绿豆面款待我。

　　这个21岁就从大山更深处嫁来的女人没读过书，一辈子在竹林里转。她不会讲也听不懂我的普通话，我也听不懂她的山里土话。

　　浙江“七山一水两分田”，一座山有一座山的语言，行走北方那些连蒙带猜的套路在这里根本不好使。想要跨过山河大海、穿越高山密林交流，太难了。随行的法官来自城里，有时也翻译得费劲。

　　不过，如果不提别的事，光坐那儿吃绿豆面的话，我们互相看着似乎是可以交流的。然而一张嘴说话，双方就全懵了。

　　不得不承认，开头的采访，我像一个被夺去工具的小哑巴，心里“凉凉”：想交流，互相听不懂；想观察，屋里一片漆黑，数不清的零零碎碎；想采访外围，这个“空心村”里只有11位老人，交通和交流还是问题。

戴汉顺与朱冬娟的家

　　坐在屋里的灶台旁，朱冬娟点燃干树枝引火，又添进去几块劈开的梅花竹。灶台的火噼里啪啦烧起来，她从屋里端出一大碗咸猪肉，那是过年时女儿带来的。她闷头切了三分之一，又倒进去一整盆切好的春笋片，炝锅翻炒，这是绿豆面的“配菜”，也是屋里唯一带有油水和肉的菜。

　　掀开桌子上的罩子，她的午饭是白粥、昨天蒸的番薯、腌的白萝卜和一碗雪里蕻，没有一点荤腥儿。

　　我不忍，拦住她切肉的手。告诉她，我不怎么爱吃肉。她不理，说这是大山里的特产。

　　我蹲在灶台旁，听她絮叨：36年前盖了现在的房子，花工钱98元，石头是丈夫拉来的；她生过3个孩子，十几年前，大女儿在一次山体滑坡中去世，她伤心过度，身体一下子垮了；她这辈子去过的最远地方是黄岩县城，在人家的电视里看过北京。

　　豆大的灯光从房顶上洒下来。冒着热气的咸猪肉炒春笋，云雾缭绕里节节生长的梅花竹，一场春雨后窜到小腿高的春笋，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人就这样踏实又“硬核”。

　　朱冬娟抱来一小箱土鸡蛋，不由分说地要捡一些让我带回北京。那些粉嫩的鸡蛋被擦拭得很干净，可以卖2元一个。但根本不会出现在她家的厨房和餐桌。我拼命摇头，却拦不住她。无奈之下，只能撒了个谎：飞机上不允许带鸡蛋。她这才作罢。

　　放下盛绿豆面的碗，大家还没抹净嘴角的油花儿，朱冬娟便开始“撵人”，她担心下山的路不好走。

　　隔壁邻居的堂屋堆着几百斤的箬竹竿，“咯噔、咯噔”的声音持续传来。而朱冬娟家门口的一小撮还是十多天前从山上砍下来的，她做活计的节奏慢了下来。

　　“山里的箬竹会不会被砍光啊？”我问。

　　“怎么可能！”付伟军指着满山的竹林，“看到没，最近处的就是箬竹。这山上到处都是，砍不绝的。”他也是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。

　　或许，这山上的人和山上的竹子一样，无论外部的环境怎样，他们都硬气地代代繁衍，生生不息。

　　快出村口时，我回头拍了一张照片。回家放大看，我才发现，大雾弥漫里，目送我们的朱冬娟正在笑。